置是保证教育目标得以实现的重要内容。但目前的情形是文实比例严重失调,课程设置也极不科学。文实比例失调当追溯至的戊戌变法运动。出于变法的需要,一大批法政学堂应运而生,以培养精通政治、懂得法律并善于执法地人才。加之知识分子在科举制度废除后的官本位思想依然如故。对于理化等知识也表现的漠然和不屑一顾。课程设置的不科学主要体现在高等教育方面,并成为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一大障碍。学校课程设置凌乱、忽视基础课、缺乏系统性、不合中国国情则是课程设置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设置统一的课程制度固然不利于高校“独立精神”和“自由个性”的发挥,但在高等教育发展很不成熟,各校自定课程毫无经验的情况下,放手让各校自行制定,必然导致课程设置日趋凌乱、弊病丛生。
当然,教育经费的紧张也是一个严重地现实困难。
张文英所提出地新的教育宗旨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
由于得到了美国退赔地大笔庚子赔款,教育经费暂时不成问题,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钱以外的困难了。
首先就是兴办师范院校。甚至直接从汴京大学中分出部分师资力量组建国立河南师范大学。通过大力发展师范教育,增强初、中等师资力量。同时加大对于初、中等教育的投资力度,使适龄儿童能够得到相应的教育,同时也为高等教育培养合格的生源。而事实上即便是教育比较发达的沿海沿江地区的情况也并不容乐观,而且这些地区人口稠密,也的确需要更多的学校,所以在建设中小学的时候张文英并没有特意的偏颇,而是提出了相对均衡发展的计划。
对于课程设置方面的问题,张文英采取的是统一管理的办法,这对于大学的长远发展当然是不利的,但是也顾不得了,毕竟两害相权取其轻,眼下的问题才是最重要的。不过张文英也不是完全没有考虑高校的长远发展,统一管理只维持五年时间,今后还将放开,这段时间重点还是为各高校储备各方面的技术人才,制定正常的教育与科研计划,最重要的还是要培养高校的管理人才。
至于教育的专业结构问题,张文英倒是有他自己的杀手锏,那就是科举。有时候中国人的官本位思想倒也不一定就是什么坏事,只要国家的政策向哪个方面稍有倾斜,就能一下子吸引大批的知识分子投身其中,张文英所做的也正是如此,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公务员的分科考试,要从是司法的自然要去学习法律,不过对于更多的技术性公务员来说,学习理化自然更加有利,与那些企业里的技术员工程师相比,这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才是真正有吸引力的。
经过一番改革与整顿,加上有相对较充裕的资金做后盾,中国的教育终于在艰难的前进着,不过张文英相信,就像汴京大学的校歌一样,那时成就令人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