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章 再见康梁7（1/2）
作者：梦之名士
“当年宋高宗为开脱父兄的历史罪责，把国事失图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
绍兴四年五月诏命重修《神宗实录》以否定王安石变法为基调，至元人修《宋史》，也承袭了这一论调，将王安石作为北宋亡国元凶，虽然不免有些夸大其词，但也不无道理。卓如先生的文章在下是读过的，你把王安石比作中国的克伦威尔，说他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垢，称他是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王安石个人的人品才学固然是好的，事实上史学家在这方面上也从未否定过，但身为宰相，权倾朝野，并不是只如此便足以把国家治理好的。王安石的变法对于增加国家收入，有一定作用，但却是舍本逐末，商鞅变法于秦，之所以身死变法仍能成功，不是因为秦国的守旧势力弱小，也不是因为他得到了亲王的支持，而是因为通过变法得到利益的人占了绝大多数，使得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原有的贵族也大都得到了利益补偿，有如此多的人支持变法，虽然没有了商鞅，变法一样可以成功。而王安石的变法增加的仅仅是政府的短期收入，却损害了大多说人的利益，甚至动摇了国本，除了那些投机分子自然不会有什么人支持他的变法。”
“荆公不过是变法未成，把北宋的灭亡原因推到他身上怕是有失公允吧。”梁启超还在为自己的偶像辩护着。
“仅仅是变法的话自然是怪不到他头上。与满清不一样，戊戌年的满清政府不变法就会亡国，而当时的大宋虽然也有一大堆的问题，却还没有走到亡国地边缘，而事实上当时的大宋仍然是全世界最富强的国家，注意。没有之一。正因为如此，要推行变法更要处处小心，要破坏原有的旧制度是容易地，而要创建新制度就没那么容易了。旧有的平衡不要轻易去打破。除非有十足的把握去形成新的平衡，在触动旧的既得利益者之前，也要先考量有哪些人会因为变法得利，只有当这些人远远多于那些会被损害部分利益的人是，变法才是真的有成效的。王安石的失败就是看不透这一层。然而他大权在握，又有皇帝地支持，加上他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周围又全是趋炎附势的小人。~~~~为成事不择手段，这才是说他误国的原因。围绕在王安石变法新政的执行上，有人支持新政，也有人反对新政，其中反对派不乏有影响力的人物，如韩琦、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当然。王安石身为宰相，身边自然也聚集了一大批人，这也就渐渐形成新旧两党，北宋说是亡于女真，倒还不如说是亡于党争。党争最初因为政见不同而起。后来演变成排除异己的夺权之争，王安石把反对派一个个赶出汴京，自己也曾两度退职，新政时行时废，臣民无所适从。到了神宗病逝，哲宗即位，司马光执政，在宣仁太后主导下，致力于恢复祖宗旧制，前后历时九年。此一时期改革派人士几乎全招贬职，还开启北宋贬官至岭南的先例。到了徽宗继位，也曾试图化解新党争，但党争已是无可化解，徽宗只好启用新党地蔡京为相。蔡京当政，与宦官童贯等勾结，借打击旧党之名排斥异己，结果朝廷忠良尽去。国事不堪闻问。加速了北宋的覆亡。虽然蔡京之流倒行逆施已经是很晚以后的事了，但是新旧党争和这种排斥异己的做法却是从王安石那个时代就开始了的。起初看起来或许没什么，但对于人心地败坏作用确实不可估量的，到了徽宗朝，已是大厦将倾，而蔡京之流的倒行逆施不过是使末日来临的更早一些罢了。”
张文英的话对于梁启超是个不小的震动，对于康有为却无异于五雷轰顶。他自视才高，又一向自负为国为民，却为朝廷所不容，不得不流亡海外，惶惶不可终日，不免愤世嫉俗，郁郁寡欢。现在回过头来再看，自己不过是做了党争的马前卒，什么维新领袖，不过说说而已，北清退到关外，虽说头上多了个日本太上皇，光绪也总算是有了一点儿权力，对自己还不是不冷不热的，别说推行新政，就是在关内时慈禧推行的责任内阁制，到了关外还不上皇上一句话就给撤了，现在想想的确是让人寒心呀。张文英才刚过而立之年，维新运动那会儿更是年未及冠，没想到他小小年纪便早早地看透了这一层，自己却还浑然不知所谓，当真是惭愧了。
康有为脸色很是难看，惨然一笑道：“难道大清真的是气
绍兴四年五月诏命重修《神宗实录》以否定王安石变法为基调，至元人修《宋史》，也承袭了这一论调，将王安石作为北宋亡国元凶，虽然不免有些夸大其词，但也不无道理。卓如先生的文章在下是读过的，你把王安石比作中国的克伦威尔，说他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垢，称他是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王安石个人的人品才学固然是好的，事实上史学家在这方面上也从未否定过，但身为宰相，权倾朝野，并不是只如此便足以把国家治理好的。王安石的变法对于增加国家收入，有一定作用，但却是舍本逐末，商鞅变法于秦，之所以身死变法仍能成功，不是因为秦国的守旧势力弱小，也不是因为他得到了亲王的支持，而是因为通过变法得到利益的人占了绝大多数，使得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原有的贵族也大都得到了利益补偿，有如此多的人支持变法，虽然没有了商鞅，变法一样可以成功。而王安石的变法增加的仅仅是政府的短期收入，却损害了大多说人的利益，甚至动摇了国本，除了那些投机分子自然不会有什么人支持他的变法。”
“荆公不过是变法未成，把北宋的灭亡原因推到他身上怕是有失公允吧。”梁启超还在为自己的偶像辩护着。
“仅仅是变法的话自然是怪不到他头上。与满清不一样，戊戌年的满清政府不变法就会亡国，而当时的大宋虽然也有一大堆的问题，却还没有走到亡国地边缘，而事实上当时的大宋仍然是全世界最富强的国家，注意。没有之一。正因为如此，要推行变法更要处处小心，要破坏原有的旧制度是容易地，而要创建新制度就没那么容易了。旧有的平衡不要轻易去打破。除非有十足的把握去形成新的平衡，在触动旧的既得利益者之前，也要先考量有哪些人会因为变法得利，只有当这些人远远多于那些会被损害部分利益的人是，变法才是真的有成效的。王安石的失败就是看不透这一层。然而他大权在握，又有皇帝地支持，加上他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周围又全是趋炎附势的小人。~~~~为成事不择手段，这才是说他误国的原因。围绕在王安石变法新政的执行上，有人支持新政，也有人反对新政，其中反对派不乏有影响力的人物，如韩琦、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当然。王安石身为宰相，身边自然也聚集了一大批人，这也就渐渐形成新旧两党，北宋说是亡于女真，倒还不如说是亡于党争。党争最初因为政见不同而起。后来演变成排除异己的夺权之争，王安石把反对派一个个赶出汴京，自己也曾两度退职，新政时行时废，臣民无所适从。到了神宗病逝，哲宗即位，司马光执政，在宣仁太后主导下，致力于恢复祖宗旧制，前后历时九年。此一时期改革派人士几乎全招贬职，还开启北宋贬官至岭南的先例。到了徽宗继位，也曾试图化解新党争，但党争已是无可化解，徽宗只好启用新党地蔡京为相。蔡京当政，与宦官童贯等勾结，借打击旧党之名排斥异己，结果朝廷忠良尽去。国事不堪闻问。加速了北宋的覆亡。虽然蔡京之流倒行逆施已经是很晚以后的事了，但是新旧党争和这种排斥异己的做法却是从王安石那个时代就开始了的。起初看起来或许没什么，但对于人心地败坏作用确实不可估量的，到了徽宗朝，已是大厦将倾，而蔡京之流的倒行逆施不过是使末日来临的更早一些罢了。”
张文英的话对于梁启超是个不小的震动，对于康有为却无异于五雷轰顶。他自视才高，又一向自负为国为民，却为朝廷所不容，不得不流亡海外，惶惶不可终日，不免愤世嫉俗，郁郁寡欢。现在回过头来再看，自己不过是做了党争的马前卒，什么维新领袖，不过说说而已，北清退到关外，虽说头上多了个日本太上皇，光绪也总算是有了一点儿权力，对自己还不是不冷不热的，别说推行新政，就是在关内时慈禧推行的责任内阁制，到了关外还不上皇上一句话就给撤了，现在想想的确是让人寒心呀。张文英才刚过而立之年，维新运动那会儿更是年未及冠，没想到他小小年纪便早早地看透了这一层，自己却还浑然不知所谓，当真是惭愧了。
康有为脸色很是难看，惨然一笑道：“难道大清真的是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