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个别的科场失意者很难凝聚成群体性的社会不满,而且不会形成对现存秩序的巨大的政治参与压力。相对来说新式学堂虽然有很多可取之处,这一点上却未免死板了一些。即使那么些年龄尚可入新学堂的生员。又苦于学堂因师资、教材、经费、校舍等问题而难以遍高于广大农村,而只得望而兴叹。这样。在农村便出现了一大批既无法通过科举取得功名,又无法进入新式学堂接受新教育地人群,这批人从原有地生存结构中脱离出来,又无法象城市上层士绅那么样被新的生存结构所吸纳。上升性的社会流动渠道受阻,因而产生群体性的对现实的疏离和不满。当然,不满归不满,日子总还是要过下去的。从前地科举功名身份不再具有帝制时代所具有的法理性权威,丧失了皇权体制的庇护,“前清举人”、“前清秀才”成为历史遗存,而不再成为获取社会优势地位和权势资源的凭藉和依据,传统士绅逐渐从政治社会的权力中心退居到边缘,除一部分有钱有势的大士绅迁居都市外,留在乡村的小士绅大多丧失了完整的社会整合能力而蜕变为单纯的地主和高利贷者,并渐渐推出了乡村地政治舞台。
有人退出,自然就要有人填进来,乡间这两年又渐渐形成了新士绅,也就是所谓民国“新贵”,然而其来源却很成问题,某县某镇地三个“新贵”便很具代表性:
士绅甲,原是镇上帮会里的大爷,纯文盲,革命时期是个投机参了军,当过营一级地军官,以后裁军是又回到家乡,成为镇上的绅士,和其他绅士一起处理镇上的大小事情。
士绅乙,木场学徒出身的木材商人,读书识字甚少,革命时期,通过拉拢的帮会力量当上了地方保卫团团总、区长,依*经济和政治势力而成为镇上的大绅士。
士绅丙,原本是镇上的一个土财主的儿子,也是个半文盲,但在三人中他算是有文化的了,因为爹死得早,没了家教,终日挥霍无度,家产败光后成了二流子,革命时投机钻营,*着一手拍马屁的功夫短短时间混到了一个相当于连长一级的队官,这样,他也成了镇上“说公了私”的绅士了。
这三位所谓新乡绅的出身,一是江湖大爷,一是学徒、商人,一是二流子,很显然,他们原来都只是社会底层和边缘人物。他们爬升到社会上层,跻身于“绅士”行列的阶梯,已不再是传统的科举功名,而是强权武力。
对于这样的人成为控制乡村基层政权的士绅,张文英自然是很有意见的,然而中国那么大,急等着他处理的事情多如牛毛,何况这些新士绅也没有大的劣迹,张文英也有暂且没有理会他们。然而现在不一样了,他们的存在已经越来越让张文英感到厌恶,而且他们现在也成了国家整体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张文英自然不会再客气,他该出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