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弟到学校去也认不了几个字。”
张文英怎么也想不到,新式学堂在农村居然如此地不受待见,这固然表现出相当一部分人思想观念的务实和保守。但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新式教育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未得到老百姓的真正认可和普遍接受,至少在农村,这种认可度是非常低的,这大约也是很多人宁愿交罚款也不愿意让孩子念书的一个原因吧。
“如此一来乡间也就越发的难以留住人才,那些真正学有所成的都去了城市,而且都是一去不复返。而此时,政府也在这个问题上推波助澜。”彼此熟络了,马举人说话也就再没了顾忌,“为了树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国民政府一直致力于强化其政治合法化能力、军事控制能力、经济汲取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对中央而言,一个消极无为和软弱乏力地基层政权是难以应付内忧外患的严重局势的。特别是在削藩地过程中,大总统大约也认识到了,要对付地方上的军阀势力,就必须强化地方基层政权。政府权力向基层社会的扩张和渗透,意味着基层官僚队伍的巨大膨胀和基层政权组织成本的急剧上升,旧式文人绅士已退出乡村政治舞台,新式学堂毕业的知识青年大批涌向城市,然而。中央政府无力派遣一支数量庞大的官僚队伍深入乡村。充实基层政权,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持基层统治秩序,抽取乡村人力和财税资源,也就不得不借重和仰仗那些新贵们的势力,以遂行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动员、汲取和控制,这才是乡村权势被土豪劣绅和无赖恶霸乘机僭取和窃夺最重要地原因。”
张文英大致也能听出马举人的意思,大约还是要完全撇开现有的乡村边缘势力,通过严密、高效的现代政党组织和严格的意识形态塑造,在农村基层民众中,培植一个信仰坚定并富有能力和献身精神的新的精英阶层,重新建立一个国家政权、乡村精英与民众一体化的良性互动结构,来实现社会上中下三个层次的整合,但这显然是不可能地。且不说张文英自己的嫡系,即便是在中国人数最多的国民党的党员不仅人数很有限,而且几乎全部集中在城市和上层,农村党员如凤毛麟角,之后规模虽然有所壮大,也向基层社会有所深入,但从总体而言,仍然不敷使用,何况像宋教仁等人还亲自抓了一些试点,结果并不理想。“如果说那些人见识浅薄私心自用那是无可辩驳的,甚至于有时也会做些为害乡里的事,但他们也不是傻瓜,竭泽而渔的事他们是做不出来的,农村的情况如此糟糕,这中间应该还另有原因。”谈到农村地贫困,马举人显然是有一肚子话要说。
张文英原本还颇有些失望,听了这句话,又不由集中了精神,而这也正是他最关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