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转贴)崇祯：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2/2）
作者：石斑鱼
州寇祸正张，上意亦欲以金币姑缓北兵，专力平寇，谢辅升与陈司马新甲主之。周辅延儒亦欲安享其成，成则分功，败不及祸”［5e］。
此次和谈是秘密进行的，“因畏声气诸臣阻挠，故深秘之”［6e］。当时在沈阳的朝鲜官员也只是风闻，无法确证［7e］。不料马绍愉与陈新甲书信往还，偶尔疏忽而泄密。一日，陈新甲得到马绍愉的信，阅毕放在桌上，仆人以为是普通塘报，随手交给塘报官传抄，于是流传于外。马绍愉在信中写道：“绍愉见憨（即汗，指皇太极），讲好索金三十万、银二百万，已许金一万、银一百万，憨尚不肯，决要金十万、银二百万，不从，即发兵，你家所失岂止此数！”［8e］于是言官弹劾陈新甲“主和辱国”，朝廷上下立即沸沸扬扬。
崇祯帝原本考虑到中原“寇祸正张”，意欲“以金币姑缓北兵，专力平寇”，孰料事机泄漏，舆论哗然，内阁首辅周延儒又不肯挺身分担责任，不得已改变初衷，屈从舆论。他虽贵为天子，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更不肯为臣下承担责任，把此次和议的责任一股恼儿全推到陈新甲身上，把他逮捕法办［1f］。陈新甲自以为受皇上旨意行事，有恃无恐，不但不引罪，反而自诩其功。终于成了替罪羊。廷臣们以为陈新甲“专擅议款”当斩，崇祯帝却偏偏说陈新甲任兵部尚书期间使七名藩王被杀，比敌兵薄城罪更重，所以当杀，只字不提和议之事，可见他并不认为和议足以构成死罪。然而置他于死的恰恰是和议，谈迁为他辩护道：“陈司马甚辩有口，颇谙疆事，羽书狎至，裁答如流，案无留牍，后人莫之及。其祸兆于主款……大臣不深为社稷虑，惟私旨是徇，鲜有不覆者”［2f］。
平心而论，崇祯帝授权陈新甲秘密与清朝议和，在当时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毋庸置疑不失为一时权宜之计，对内对外都是利大于弊的。到了功败垂成之际，机密泄漏，引起不明真相的言官们一片反对声浪，他们搬出《春秋》大义，以传统政治伦理来否定作为权宜之计的和议，使崇祯这样有政治主见的人也不敢理直气壮地力挽狂澜，使和议中途夭折。经过此次波澜，他再也不敢与清朝和谈，同年十一月，清兵又一次南下，明朝的困境较前更为严重。在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中，崇祯已经无牌可打了。
此次和谈是秘密进行的，“因畏声气诸臣阻挠，故深秘之”［6e］。当时在沈阳的朝鲜官员也只是风闻，无法确证［7e］。不料马绍愉与陈新甲书信往还，偶尔疏忽而泄密。一日，陈新甲得到马绍愉的信，阅毕放在桌上，仆人以为是普通塘报，随手交给塘报官传抄，于是流传于外。马绍愉在信中写道：“绍愉见憨（即汗，指皇太极），讲好索金三十万、银二百万，已许金一万、银一百万，憨尚不肯，决要金十万、银二百万，不从，即发兵，你家所失岂止此数！”［8e］于是言官弹劾陈新甲“主和辱国”，朝廷上下立即沸沸扬扬。
崇祯帝原本考虑到中原“寇祸正张”，意欲“以金币姑缓北兵，专力平寇”，孰料事机泄漏，舆论哗然，内阁首辅周延儒又不肯挺身分担责任，不得已改变初衷，屈从舆论。他虽贵为天子，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更不肯为臣下承担责任，把此次和议的责任一股恼儿全推到陈新甲身上，把他逮捕法办［1f］。陈新甲自以为受皇上旨意行事，有恃无恐，不但不引罪，反而自诩其功。终于成了替罪羊。廷臣们以为陈新甲“专擅议款”当斩，崇祯帝却偏偏说陈新甲任兵部尚书期间使七名藩王被杀，比敌兵薄城罪更重，所以当杀，只字不提和议之事，可见他并不认为和议足以构成死罪。然而置他于死的恰恰是和议，谈迁为他辩护道：“陈司马甚辩有口，颇谙疆事，羽书狎至，裁答如流，案无留牍，后人莫之及。其祸兆于主款……大臣不深为社稷虑，惟私旨是徇，鲜有不覆者”［2f］。
平心而论，崇祯帝授权陈新甲秘密与清朝议和，在当时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毋庸置疑不失为一时权宜之计，对内对外都是利大于弊的。到了功败垂成之际，机密泄漏，引起不明真相的言官们一片反对声浪，他们搬出《春秋》大义，以传统政治伦理来否定作为权宜之计的和议，使崇祯这样有政治主见的人也不敢理直气壮地力挽狂澜，使和议中途夭折。经过此次波澜，他再也不敢与清朝和谈，同年十一月，清兵又一次南下，明朝的困境较前更为严重。在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中，崇祯已经无牌可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