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的活法(精彩选载)-第3部分（2/2）
作者：糖胖子
府警惧，州县戒备，连远在江西临川的汤显祖， 也终于琢磨不透，他的朋友所为何来了。但是要能钻进屠隆的内心世界，也许就不忍苛责了。他当然不可能知道自己，再有一千天，三年以后就呜呼哀哉，但他不可能不明白，自己所患 的在明朝绝对是百分百的不治之症，正一天比一天地促使他更接近死神。因此，爱抢镜头， 爱出风头，爱搞声势，爱闹名堂的屠长卿，需要这种精神上的鸦片，给他以强刺激。一般来 说，凡热烈的掌声，捧场的词语，谄媚的笑脸，悦耳的马屁，对需要者而言，会起到伟哥或 者摇头丸的兴奋作用。所以，他举办这次“无遮大会”，肯定是预感到苦日无多，利用自己尚有力气，犹有资本的 有限日子里，作一次告别仪式；肯定是趁活着还有口气，先给自己开追悼会，省得死后听不 到谀墓之词而遗憾的一次彩排。这份良苦的用心，是作为纯文人的汤显祖，对于既是文人，更是文学活动家的屠长卿，不够 充分理解的地方了。汤应该明白，一个穷其一生都在不停折腾地“闹”， 一旦自己偃旗息 鼓，周围鸦雀无声，岂不比死还难过？“戏寄十绝”的这个“戏”字，说明汤对屠的病情，没有太当回事。“秀才人情半张纸”， 很大程度上是文人酬应的雅举了。然而，屠病得实在不轻，其凶险程度是汤所料想不到的。就在这年稍后一些日子，噩耗传来，沉疴不治的他的好友，终于在苦楚与肮脏的恶疾中死去 。二我将屠隆也算为非正常死亡的中国文人，因为，他是自己找死。汤显祖的诗，题为《长卿苦情寄之疡，筋骨段坏，号痛不可忍。教令阖舍念观世音稍定，戏 寄十绝》。所谓“情寄之疡”， 即为当时“梅毒”的雅称。你把感情寄托到表子身上，婊 子也就将梅毒螺旋体转移到你身上。这位死于性病的才子，其出格的风流水平，你说，能不 令人刮目相看吗？古往今来，中国有无数文人，但患梅毒而身亡者，他是独一份。在现代医学中，梅毒学名为“由苍白密螺旋体引起的系统疾病”，即“syphilis”。屠的梅 毒已经到了发作的第三期，在今天的医疗条件下，也许还有救，但在明代，只好束手无策， 由他剧烈疼痛，共剂失调，从面部器官坏死糜烂起，一直到耗尽这盏灯油为止。风流罪之可怕，莫过于此。据西方医学史，梅毒系哥伦布由新大陆归回后，文献才有病例记载。但也有人认为，公元15 00年以前，许多欧洲的“麻风”病例，从其接触传染，性传播，遗传，汞制剂有效的性质看 ，实际上也就是梅毒。中国人旧称这种性病为“杨梅大疮”，“杨”，恐系“洋”字的讹传 ，估计也是外来的传染病。明代中后期，是个滛风甚炽的年代。据明谢肇膌《五杂俎》：“今之娼妓布满天下，其大都 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它穷州僻邑，在在有之，终日倚门献笑，卖滛为活，生计至此，亦可 怜矣。两京教坊，官收其税，谓之脂粉钱。隶郡县者则为乐户，听使令而已。唐、宋皆以官 伎佐酒，国初犹然，至宣德初始有禁，而缙绅家居者不论也。故虽绝迹公庭，而常充禼里。又有不隶于官，家居而卖j者，谓之土妓，俗谓之私窠子，盖不胜数矣。”只要有卖滛为生的娼妓，只要有进行性茭易的行业和场合，性病传染，必定要成为社会公害 。在俄国作家库普林小说《亚玛街》中，我们看到沙俄当局对妓女和妓院，有定期的卫生检 查。虽然，很大程度上是做做样子的。但至少在18世纪以后的西方，即或是走过场，还是想 要控制性病蔓延的。但在中国，甚至到了清代，到了民国，从鸳鸯蝴蝶，狭邪滛秽的小说作 品中，看不到类似的杜绝性病传播的措施。因此，汤显祖这首“戏寄十绝”， 从诗中略存调侃之意看，性病是当时社会的常见病。屠 隆害了梅毒，不过和伤风感冒一样，汤既未感惊讶，也不认为奇怪，是很平常，很普通的病 。估计15世纪的明代，性病的普遍发生率，是那个滛乱社会的必然现象。讵知屠长卿风流出 格，性生活过于糜烂，以致最后不治，首开中国文人性病死亡记录。作《拍案惊奇》的凌初曾经对15、16世纪的中国人的心理状态，作过这样的表述：“近世 承平日久，民佚志滛”。其实，民风的滛佚，是在帝王、臣宰、整个国家机器中的大小官僚 带动下，再加之商人性消费的勃兴，与文人自命风流的推波助澜，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才 形成这种全民参与的世纪末滛风。＆nbsp＆nbsp
“自古才子多娇纵”（3）
要是能通过时光隧道，回到万历年间，那时的北京也好，南京也好，乃至大小城市，妓院娼 馆，充斥市廛，神女娈童，诱色卖身，媚药秘方，大行其道，滛具亵器，公开买卖。而在街 市集镇，茶楼酒肆，那些御女之道，房中之术，滛秽文字，春宫图画，更是堂而皇之地大明 大摆。因此，实际上全社会对于滛荡，已到了毫不以为羞耻的田地。像屠隆这样的才子，引娼挟妓，眠花宿柳，平康冶游，招蜂惹蝶，弄出一身病来，是不必大 惊小怪的。然而，得了性病，多少有点中奖的荣耀感，实在是匪夷所思。在今天说来，某位 作家从三陪小姐那里染上淋病白浊，顶多从电线杆子上贴的小广告，找江湖郎中私下治闻， 绝不愿意大事张扬。无论如何，这是不大名誉的事情。可在明朝，却视作风流，不但不感到 难为情，不觉得是件多么难以启口的话题，还要堂而皇之写进诗文里的。汤显祖，这位与莎士比亚同年死去的剧作家，就认为这是风流，不是丑恶。风气，这东西，一旦形成，便会左右社会，左右人的意识，作家也不能例外。我记不得是公 安三袁中的哪一位了，竟认为妓女能给予离乡背井者灵肉满足，实在有其存在的必要， 并为之论证，振振有词，颇理直气壮的。这也就是一代人说一代的话，一代作家写一代的作 品。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们亲历过来的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尝试，三十年代的拓展，四十年 代的跌宕，五十年代的惶恐，六十年代的矫情，七十年代的伪善，从作家的话语中，大致可 以揣摸出那个时代的大致脉搏和基本面貌。所以，明季中后期，文人的不护细行，令人不敢恭维。戏曲家何元朗，能够当场脱下妓女王 赛玉的绣花鞋，作饮酒的杯托，传行席间，先嗅脚味，后品酒香，划拳行令，这种变态的恋 物癖，近乎下作。大文人王世贞还作长诗，以记其盛。视滛乱为风流，视荒唐为正经，视无 耻为潇洒，视低级趣味为高尚行动，便是那个时代的风采了。所以，万历十二年（1584）甲申十一、二月间，汤显祖的长诗，《怀戴四明先生并问屠长卿 》，径直写到他朋友的私生活，坦白道出他的男女性伴侣，全无顾忌：赤水之珠屠长卿，风波宕跌还乡里。岂有妖姬解写姿？岂有狡童解咏诗？机边折齿宁妨秽 ，画里挑心是绝痴。古来才子多娇纵，直取歌篇足弹诵。对屠这种与同性、与异性的滛荡苟且，虽说不上是赞美褒扬，但没有任何责让和不以为然的 口吻，恐怕是时代风气使之然耳。次年，乙酉三月，在《送臧晋叔谪归湖上，时唐仁卿以谈道贬，同日出关，并寄屠长卿江外 》一诗中，汤显祖更写道：君门如水亦如市，直为风烟能满纸。长卿曾误宋东邻，晋叔讵怜周小史。自古飞簪说俊游 ，一官难道减风流。深灯夜雨宜残局，浅草春风恣蹴球。这首诗，干脆美化起这两位因龙阳断袖之癖而丢官的才子了。臧晋叔，戏曲家，他编纂的《 元曲选》，至今仍是研究元人杂剧的典籍。据徐朔方先生《汤显祖全集》笺注：“臧懋循字 晋叔，长兴人，官南京国子监博士。每出必以棋局，蹴系于车后，又与所欢小史衣红衣， 并马出凤台门，中白简罢官。”这个“小史”，就是他的性“同志”。而“长卿曾误宋东邻”，则是屠隆大出其名的一桩风流官司。这位才子在礼部任主事时，因 与西宁侯宋世恩，大概都属性“同志”，气味相投，情好甚昵，共嬲俊童，形影不离。同时 ，屠隆又与宋的姬妾有染，放肆不检，秽闻狼藉，闹得满城风雨，遂遭弹劾，以滛纵罪， 削籍。这是去年之事，今年，臧晋叔又因情se被贬，谪归故里。于是，汤显祖在送行的诗中 ，旧事重提，一并谈起。从“一官难道减风流”诗句看，汤对这两位朋友的丑闻，绝对看作 是一种高尚的风流，认为，即使丢官，也要风流，那是值得肯定的。所以，屠隆死前，汤显祖写去慰问诗十首，诗题里提到了他患了“情寄之疡”，没有任何隐 讳和回避。在那个对滛乱不以为耻的年代里，丑恶与美好，整个都颠倒了，即使道出其所患 之梅毒，也不存有中伤朋友的意思。那时的一个才子，得了杨梅大疮，烂了鼻子，对他的人 格品德，不但无碍无损，相反，还被视作体面的、光彩的风流韵事，当作美谈呢！在这种世纪末的极端颓废风气下，这世界还有救吗？《明史》称：“明之亡，实亡之于万历 ”，看来，这还真是说准了。至此，我不禁想到《金瓶梅》，这部应该是嘉靖年间出现、万历年间盛行的小说，也是这种 风气所及的产品，充分表现出那个时代的滛乱特色。那位隐姓埋名的文学大师，到底也弄不 清楚是谁，至少有四十多种推断的兰陵笑笑生，在作品中大描大写三十六处，小描小写三十 六处，一笔带过三十三处。我猜想，这位大师那亢奋的，冲动的，流着哈拉子的，某些部位大量充血的状态，是相当 “后明朝化”的。同样，他一点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也不觉得有什么诲滛的罪愆感，津津乐 道，其味无穷的精神层面，也绝对是“后明朝化”的。没有后明朝，没有《金瓶梅》；没有 《金瓶梅》，也没有嗣后不绝如缕的滛秽作品。兰陵笑笑生自有他狂热写性的可指责处，但 那个时代的风气，那个时代的 错乱和颠倒的思潮，也不能辞其咎的。＆nbsp＆nbsp
“自古才子多娇纵”（4）
《金瓶梅》至少有其不朽价值，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然《金瓶梅》作者 能文，故虽间杂猥词，而其它佳处自在。至于末流，则着意所写，专在性茭，又越常情，如 有狂疾。”因此，这股以《金瓶梅》为滥觞的，直至明末清初，应运而生的文学浊流，与明 代末季充斥着社会各个角落的滛风分不开的。什么时代产生什么文学，这是一点也不错的。现在，除中国文学史家、中国戏曲史家外，绝大多数读者，已经不大关注明代那位剧作家屠 隆了。他是谁？他写过些什么？他的传奇戏剧有些什么影响和价值？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了 。但他是一个死于梅毒的中国文人，以及他与那个时代的炽烈滛风，与随之催生的文学浊流 ，这种互依共存的关系，倒是值得后人玩味的。作家，作品，时代，风气，说到底，其实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因此，君不见近十数年来的裤裆文学，甚嚣尘上的现状，难道不值得对这种文学现象，去思 考一些什么吗？＆nbsp＆nbsp
街上流行人来疯（1）
一颠倒，是常会发生的事情，不足为奇。昨天的真理，今天的谬误，往日的毒草，如今的香花，这种经过一段时间沉淀以后，所 作出的重新判断，我们称之为还历史本来的面目。但这也不容易，事后说起来总是轻巧的，可过程本身，却决不轻松。有时候，明明白白 知道那是错的，可由于这样和那样的原因，你得认为那是“对”的，这当然很糟糕，但我们 大家差不多都领教过。当其时也，也许你的良知，使你不甘随大流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 ，但你决不会，也不敢逆错误潮流而动，铮铮而言，掷地有声，说那是鹿，而不是马。拍案 而起的勇敢者不是没有，但为数一定很少。于是，沉默的大多数惟有等待一途，人们会抱着 这样一个信念，哪怕要等好多好多年，哪怕已经盖棺论定，板上钉钉，总会有这么一天，该 颠倒的，终究要颠倒过来的。这大概就是人类的长处了，也是与动物的区别所在。否则，人类失去了这份自我完善的 能力，这世界也许早就沉沦，也无进化可言了。但也不是所有的颠倒，都应该颠倒过来，那些不该颠倒的颠倒，譬如，就人而言，人鬼 颠倒，人妖颠倒，就事而言，是非颠倒，黑白颠倒，如果也颠倒过来的话，就要弄得老百姓 莫知所从了。近年来，鲁迅先生忽然被狗血喷头，周作人忽然被香火供奉，就是文坛上的一 份最大的颠倒。最初，实行者还有些“犹抱琵琶半遮面”，迩来，则明火执仗，为周作人鸣 冤叫屈，至于粪土鲁迅，则成一股甚嚣尘上的风气。任何一个具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对周氏兄弟，一个大大缩水，一文不名，一个金身重 塑，供奉庙堂的现象，都会感到匪夷所思的。一个贬值掉价，一个行情飙升，斗士被辱骂， 汉j 最光荣，这世界究竟怎么啦？也真是令人嗟叹世情之诡薄，人心之险恶。对于最起码的公正 或公道的认知，度量衡竟能失准到这样差劲的程度，也不知道这个社会吃错了什么药？最近，我读了一篇《且看骂鲁迅的狂人》的文章，给我一点启发。此文刊于１９９９年 １月２９日的《羊城晚报》的《书趣》版，作者署名为闵良臣。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１ ９９８年１１月２０日南京某报登出头条新闻，其中就有几位所谓‘天才’的狂人，对鲁迅 口出狂言，大放厥词。这个说：‘鲁迅是块老石头……他的反动性也不证自明。对于今天的 写作而言鲁迅也确无教育意义。’那个说：‘我们根本不看老一辈的作品，他们到我们这里 已经死亡。’”在这篇文章里，作者用郁达夫《怀鲁迅》的一句话，来回敬那些发表高见的勇士，实在 是意味深长的：“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 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如果将郁达夫的这番话，反其意而用之，那就是：一个出汉j，出许多汉j的民族，说 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大约是不会错的。而出了汉j，还要加以“拥护、爱戴、 崇仰的国家”（假如是这样的话），以此类推，说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也不算为过 。闵先生的文章中还写道：“有人说：‘鲁迅小说绝对比不上郁达夫，他的杂文谁都可以 写……’更有人说：‘鲁迅在文学上的成就与他的地位不相称。他的大多数作品一般作家都 能达到。以鲁迅来衡量文学，标准太低，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鲁迅 早已是个过去的话题。’”看到这里，我不禁想起十年“文革”期间，郭沫若先生一时兴起，写的一部享“誉”华夏、 风行神州的《李白与杜甫》了。当时，他之所以要把诗仙与诗圣拉到一块来比，不遗余力地 推崇李白，百般誉扬，想尽办法地埋汰杜甫，奚落备至，说白了，那是专为一位特定读者而 写，具有强烈的政治目的。但如今把郁达夫的小说评为a＋，而将鲁迅的小说评为b－的勇 士，该不至于抱有郭老的宏图大志，有投桃报李之盼吧？所以，我想，这样的比法，恐怕更接近于上海弄堂里的顽童，并排站着，比赛谁尿得更高更 远的游戏心理作怪，和小孩子人来疯的表演欲吧？那么，这些“骂鲁迅的狂人”，愤世嫉俗 的同时，某种程度上还保存一份童真未泯的率直和可爱呢！把郁达夫和鲁迅拉在一起比小说的长短，就如同要将福克纳和普鲁斯特，定出上下，把茨威 格和川端康成，分出高低一样，是徒劳无功的事。大师与大师之间，是没有可比度的，因为 每一位大师，都是历史上的惟一，也就是黑格尔说的“这一个”。如果硬是要比，那就是明 初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里所说的：“庸人孺子，见画必看
“自古才子多娇纵”（3）
要是能通过时光隧道，回到万历年间，那时的北京也好，南京也好，乃至大小城市，妓院娼 馆，充斥市廛，神女娈童，诱色卖身，媚药秘方，大行其道，滛具亵器，公开买卖。而在街 市集镇，茶楼酒肆，那些御女之道，房中之术，滛秽文字，春宫图画，更是堂而皇之地大明 大摆。因此，实际上全社会对于滛荡，已到了毫不以为羞耻的田地。像屠隆这样的才子，引娼挟妓，眠花宿柳，平康冶游，招蜂惹蝶，弄出一身病来，是不必大 惊小怪的。然而，得了性病，多少有点中奖的荣耀感，实在是匪夷所思。在今天说来，某位 作家从三陪小姐那里染上淋病白浊，顶多从电线杆子上贴的小广告，找江湖郎中私下治闻， 绝不愿意大事张扬。无论如何，这是不大名誉的事情。可在明朝，却视作风流，不但不感到 难为情，不觉得是件多么难以启口的话题，还要堂而皇之写进诗文里的。汤显祖，这位与莎士比亚同年死去的剧作家，就认为这是风流，不是丑恶。风气，这东西，一旦形成，便会左右社会，左右人的意识，作家也不能例外。我记不得是公 安三袁中的哪一位了，竟认为妓女能给予离乡背井者灵肉满足，实在有其存在的必要， 并为之论证，振振有词，颇理直气壮的。这也就是一代人说一代的话，一代作家写一代的作 品。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们亲历过来的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尝试，三十年代的拓展，四十年 代的跌宕，五十年代的惶恐，六十年代的矫情，七十年代的伪善，从作家的话语中，大致可 以揣摸出那个时代的大致脉搏和基本面貌。所以，明季中后期，文人的不护细行，令人不敢恭维。戏曲家何元朗，能够当场脱下妓女王 赛玉的绣花鞋，作饮酒的杯托，传行席间，先嗅脚味，后品酒香，划拳行令，这种变态的恋 物癖，近乎下作。大文人王世贞还作长诗，以记其盛。视滛乱为风流，视荒唐为正经，视无 耻为潇洒，视低级趣味为高尚行动，便是那个时代的风采了。所以，万历十二年（1584）甲申十一、二月间，汤显祖的长诗，《怀戴四明先生并问屠长卿 》，径直写到他朋友的私生活，坦白道出他的男女性伴侣，全无顾忌：赤水之珠屠长卿，风波宕跌还乡里。岂有妖姬解写姿？岂有狡童解咏诗？机边折齿宁妨秽 ，画里挑心是绝痴。古来才子多娇纵，直取歌篇足弹诵。对屠这种与同性、与异性的滛荡苟且，虽说不上是赞美褒扬，但没有任何责让和不以为然的 口吻，恐怕是时代风气使之然耳。次年，乙酉三月，在《送臧晋叔谪归湖上，时唐仁卿以谈道贬，同日出关，并寄屠长卿江外 》一诗中，汤显祖更写道：君门如水亦如市，直为风烟能满纸。长卿曾误宋东邻，晋叔讵怜周小史。自古飞簪说俊游 ，一官难道减风流。深灯夜雨宜残局，浅草春风恣蹴球。这首诗，干脆美化起这两位因龙阳断袖之癖而丢官的才子了。臧晋叔，戏曲家，他编纂的《 元曲选》，至今仍是研究元人杂剧的典籍。据徐朔方先生《汤显祖全集》笺注：“臧懋循字 晋叔，长兴人，官南京国子监博士。每出必以棋局，蹴系于车后，又与所欢小史衣红衣， 并马出凤台门，中白简罢官。”这个“小史”，就是他的性“同志”。而“长卿曾误宋东邻”，则是屠隆大出其名的一桩风流官司。这位才子在礼部任主事时，因 与西宁侯宋世恩，大概都属性“同志”，气味相投，情好甚昵，共嬲俊童，形影不离。同时 ，屠隆又与宋的姬妾有染，放肆不检，秽闻狼藉，闹得满城风雨，遂遭弹劾，以滛纵罪， 削籍。这是去年之事，今年，臧晋叔又因情se被贬，谪归故里。于是，汤显祖在送行的诗中 ，旧事重提，一并谈起。从“一官难道减风流”诗句看，汤对这两位朋友的丑闻，绝对看作 是一种高尚的风流，认为，即使丢官，也要风流，那是值得肯定的。所以，屠隆死前，汤显祖写去慰问诗十首，诗题里提到了他患了“情寄之疡”，没有任何隐 讳和回避。在那个对滛乱不以为耻的年代里，丑恶与美好，整个都颠倒了，即使道出其所患 之梅毒，也不存有中伤朋友的意思。那时的一个才子，得了杨梅大疮，烂了鼻子，对他的人 格品德，不但无碍无损，相反，还被视作体面的、光彩的风流韵事，当作美谈呢！在这种世纪末的极端颓废风气下，这世界还有救吗？《明史》称：“明之亡，实亡之于万历 ”，看来，这还真是说准了。至此，我不禁想到《金瓶梅》，这部应该是嘉靖年间出现、万历年间盛行的小说，也是这种 风气所及的产品，充分表现出那个时代的滛乱特色。那位隐姓埋名的文学大师，到底也弄不 清楚是谁，至少有四十多种推断的兰陵笑笑生，在作品中大描大写三十六处，小描小写三十 六处，一笔带过三十三处。我猜想，这位大师那亢奋的，冲动的，流着哈拉子的，某些部位大量充血的状态，是相当 “后明朝化”的。同样，他一点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也不觉得有什么诲滛的罪愆感，津津乐 道，其味无穷的精神层面，也绝对是“后明朝化”的。没有后明朝，没有《金瓶梅》；没有 《金瓶梅》，也没有嗣后不绝如缕的滛秽作品。兰陵笑笑生自有他狂热写性的可指责处，但 那个时代的风气，那个时代的 错乱和颠倒的思潮，也不能辞其咎的。＆nbsp＆nbsp
“自古才子多娇纵”（4）
《金瓶梅》至少有其不朽价值，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然《金瓶梅》作者 能文，故虽间杂猥词，而其它佳处自在。至于末流，则着意所写，专在性茭，又越常情，如 有狂疾。”因此，这股以《金瓶梅》为滥觞的，直至明末清初，应运而生的文学浊流，与明 代末季充斥着社会各个角落的滛风分不开的。什么时代产生什么文学，这是一点也不错的。现在，除中国文学史家、中国戏曲史家外，绝大多数读者，已经不大关注明代那位剧作家屠 隆了。他是谁？他写过些什么？他的传奇戏剧有些什么影响和价值？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了 。但他是一个死于梅毒的中国文人，以及他与那个时代的炽烈滛风，与随之催生的文学浊流 ，这种互依共存的关系，倒是值得后人玩味的。作家，作品，时代，风气，说到底，其实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因此，君不见近十数年来的裤裆文学，甚嚣尘上的现状，难道不值得对这种文学现象，去思 考一些什么吗？＆nbsp＆nbsp
街上流行人来疯（1）
一颠倒，是常会发生的事情，不足为奇。昨天的真理，今天的谬误，往日的毒草，如今的香花，这种经过一段时间沉淀以后，所 作出的重新判断，我们称之为还历史本来的面目。但这也不容易，事后说起来总是轻巧的，可过程本身，却决不轻松。有时候，明明白白 知道那是错的，可由于这样和那样的原因，你得认为那是“对”的，这当然很糟糕，但我们 大家差不多都领教过。当其时也，也许你的良知，使你不甘随大流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 ，但你决不会，也不敢逆错误潮流而动，铮铮而言，掷地有声，说那是鹿，而不是马。拍案 而起的勇敢者不是没有，但为数一定很少。于是，沉默的大多数惟有等待一途，人们会抱着 这样一个信念，哪怕要等好多好多年，哪怕已经盖棺论定，板上钉钉，总会有这么一天，该 颠倒的，终究要颠倒过来的。这大概就是人类的长处了，也是与动物的区别所在。否则，人类失去了这份自我完善的 能力，这世界也许早就沉沦，也无进化可言了。但也不是所有的颠倒，都应该颠倒过来，那些不该颠倒的颠倒，譬如，就人而言，人鬼 颠倒，人妖颠倒，就事而言，是非颠倒，黑白颠倒，如果也颠倒过来的话，就要弄得老百姓 莫知所从了。近年来，鲁迅先生忽然被狗血喷头，周作人忽然被香火供奉，就是文坛上的一 份最大的颠倒。最初，实行者还有些“犹抱琵琶半遮面”，迩来，则明火执仗，为周作人鸣 冤叫屈，至于粪土鲁迅，则成一股甚嚣尘上的风气。任何一个具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对周氏兄弟，一个大大缩水，一文不名，一个金身重 塑，供奉庙堂的现象，都会感到匪夷所思的。一个贬值掉价，一个行情飙升，斗士被辱骂， 汉j 最光荣，这世界究竟怎么啦？也真是令人嗟叹世情之诡薄，人心之险恶。对于最起码的公正 或公道的认知，度量衡竟能失准到这样差劲的程度，也不知道这个社会吃错了什么药？最近，我读了一篇《且看骂鲁迅的狂人》的文章，给我一点启发。此文刊于１９９９年 １月２９日的《羊城晚报》的《书趣》版，作者署名为闵良臣。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１ ９９８年１１月２０日南京某报登出头条新闻，其中就有几位所谓‘天才’的狂人，对鲁迅 口出狂言，大放厥词。这个说：‘鲁迅是块老石头……他的反动性也不证自明。对于今天的 写作而言鲁迅也确无教育意义。’那个说：‘我们根本不看老一辈的作品，他们到我们这里 已经死亡。’”在这篇文章里，作者用郁达夫《怀鲁迅》的一句话，来回敬那些发表高见的勇士，实在 是意味深长的：“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 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如果将郁达夫的这番话，反其意而用之，那就是：一个出汉j，出许多汉j的民族，说 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大约是不会错的。而出了汉j，还要加以“拥护、爱戴、 崇仰的国家”（假如是这样的话），以此类推，说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也不算为过 。闵先生的文章中还写道：“有人说：‘鲁迅小说绝对比不上郁达夫，他的杂文谁都可以 写……’更有人说：‘鲁迅在文学上的成就与他的地位不相称。他的大多数作品一般作家都 能达到。以鲁迅来衡量文学，标准太低，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鲁迅 早已是个过去的话题。’”看到这里，我不禁想起十年“文革”期间，郭沫若先生一时兴起，写的一部享“誉”华夏、 风行神州的《李白与杜甫》了。当时，他之所以要把诗仙与诗圣拉到一块来比，不遗余力地 推崇李白，百般誉扬，想尽办法地埋汰杜甫，奚落备至，说白了，那是专为一位特定读者而 写，具有强烈的政治目的。但如今把郁达夫的小说评为a＋，而将鲁迅的小说评为b－的勇 士，该不至于抱有郭老的宏图大志，有投桃报李之盼吧？所以，我想，这样的比法，恐怕更接近于上海弄堂里的顽童，并排站着，比赛谁尿得更高更 远的游戏心理作怪，和小孩子人来疯的表演欲吧？那么，这些“骂鲁迅的狂人”，愤世嫉俗 的同时，某种程度上还保存一份童真未泯的率直和可爱呢！把郁达夫和鲁迅拉在一起比小说的长短，就如同要将福克纳和普鲁斯特，定出上下，把茨威 格和川端康成，分出高低一样，是徒劳无功的事。大师与大师之间，是没有可比度的，因为 每一位大师，都是历史上的惟一，也就是黑格尔说的“这一个”。如果硬是要比，那就是明 初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里所说的：“庸人孺子，见画必看